第五章 庚午新制（上）

漢啓明五年七月到八月,劉羨在走完了三辭三讓的流程,正式稱帝之後,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開始了新一輪的改制,因爲這一年乃是庚午年,故而史稱庚午新制。

劉羨是年已三十九歲,這正是一個政治人物的黃金時期。在這個年紀,曹操還在兗州與呂布爭霸,劉備也不過拿到衣帶詔逃離許昌,孫權則是向曹丕俯首稱臣,而劉羨卻已經坐擁半壁江山稱帝。放眼過往的所有歷史,能與他

比較功業的,恐怕只有秦始皇嬴政與光武帝劉秀了。

如果是旁人獲得這樣的功業,大概會感到志得意滿,但劉羨並非如此。自小的經歷讓他永遠處於一種警惕的狀態,這種警惕並非是針對於某一個具體的人,而是針對於這個時代。他深知這是一個充滿變數的時代,或者說,其

實是一個形同春秋戰國的大爭之世。

過去的一切崩塌後,曹魏與司馬晉兩朝的結局無不說明,軍事的功業不過是一時的,若是在政治上不能搭建起一個全新的框架,就算自己最後統一了天下,也會隨即亡於內亂。因此,軍事上的成功固然重要,但若不能在政治

上有大的變革,像吳起,商鞅那般觸及筋骨,最終也只會與晉室一般曇花一現。

尤其是在奪取、揚州之後,此地被東吳統治數十年,是士族根基最深厚的區域,劉羨雖然在兩年內將其鯨吞,但治理的難度遠非巴蜀可比。因此,在稱帝之前的大半年時間內,他都在與盧志等人做改制的準備。

盧志與劉羨的想法完全一致,但他私下裏並沒有先對劉羨說改制的內容,而是先分析改制的難處。

那還是在啓明四年秋天的一個深夜,淮南戰事還尚未結束,而劉羨在新修的蘭臺中,點着燭火與盧志一同翻閱《韓非子》,並談論古往今來變法的要點,盧志便如此說:

“殿下,自古以來,最難者莫過於變法改制。因爲人的本性就是爲私考慮,忠和孝之間,大部分人肯定是舍忠取孝。就好比曹操竊漢,司馬懿竊魏,其子當然是支持其父而忤逆君主。而國家立法度,便是要去私存公,換句話

說,也就是要得罪世上的大部分人。”

“但若是存私去公,人人都只想着自己,那就會像現在這般,又像當年春秋末時,各國相互徵伐不斷,大族自相殘殺,天下一刻也不得安寧。”

“爲何會如此?原因其實很簡單,因爲君王也有自己的私心。如果君王爲了自己的私心變法改制,而要求全天下的人大公無私,那不就是讓天下人做君王的私產與魚肉嗎?那天子就是暴君與獨夫,天下人豈能心甘情願?”

“因此,人們常常無視君主的武力與權威,叱罵變法的君主爲桀紂之君,也攻訐主持變法的大臣,說他是逢迎君主的佞臣和小人。但事實真是如此嗎?哪怕是周公姬旦這樣的賢臣,也會有流言推波助瀾,哪怕是諸葛亮這樣的

宰輔,也與法正有寬嚴之議。甚至如糜芳、士仁之叛,也有可能是國內嚴刑執法,將其逼反的緣故。”

“所以陛下,變法改制有兩難。一是要堅持改制,無論遇到多大的阻力,又有多大的誘惑,哪怕激起叛亂,都要始終堅持推行下去,不能朝令夕改。否則臣子會輕視法制,更輕視君主的權威。”

“二便是要儘可能做到大公無私,處事公正,若是君主不能做到這一點,天下人便不會心服。臣子們便有了犯上作亂的藉口,甚至可能聯合起來,明目張膽地進行所謂兵諫。”

“這兩難說來簡單,但實際上極難做到,非聖王雄主不能爲之,還請我王三思。”

劉羨聽到這裏,難免想起和盧志初識時的談話,那時反趙聯軍剛剛打贏黃橋大戰,盧志爲死去的將士立碑,然後與劉羨大談所謂聖王之道,聲稱天下之所以不安寧,是缺少聖王,而所謂聖王,便是“以赤誠之心,守堂皇正

道,懷萬敵之勇,揮明義之劍,德披四海,光照億民”的曠世君主。

那已經是十年前的事情了,劉羨當時雖欣賞盧志的作風,覺得兩人是同道中人,但也認爲此語有所誇大。但現在看來,盧志提倡的聖王理念,其實並不誇張,只是人們往往低估了改制的難度罷了。

他自是知道盧志如此說的原因,他是在委婉地勸諫自己,千萬不要認爲改制比打仗容易,這是事關國家生死的大事,一旦推行下去,就絕沒有反悔的可能,因此要用千萬倍的小心謹慎來面對,若是不能做到,還不如一開始便

不改制,至少還能得一時清淨。

因此,劉羨斟酌片刻後,親自爲盧志倒了一杯酒,鄭重其事地表態道:“子道,我不敢向你保證,自己一定能時時刻刻做到不存私念,做所謂的聖王。但我可以向你保證,我一定竭盡所能地推行改制,與你共同進退,你進我

進,你若不退,我亦分毫不退!”

盧志聽聞此語,大爲動容,他望着眼前倒映着燭光的酒水,眼角亦有淚光閃爍,他隨即將酒水一飲而盡,對劉羨一字一頓地回覆道:“有殿下之信任,盧志縱是赴湯蹈火,亦在所不辭!”

於是在接下來長達十個月的時間裏,劉羨便與盧志反覆推敲改制細節,以稱帝之後的封賞爲時機,推出了真正的第一輪改制。

第一輪改制的重點在於軍隊,此前盧志便已與劉羨議論過,想要保證軍隊的戰力,要靠士卒的自覺,那是不可能且違揹人性的。

尤其是在當下貴文賤武的時代風氣下,人們往往仰慕袖手空談的所謂清流賢士,而鄙視衝鋒陷陣的猛將銳士。就連武將們也如此認同,以致於閒下來後,平時要去討好士族,附庸風雅,這顯然並不合理。

君主應該適當地用制度和獎賞來推崇軍功,這樣才能勉強達成文武對等的平衡。如漢高祖劉邦就主張,非軍功者不封侯,這纔有了大漢長久的尚武風氣。

同樣,劉羨雖然不可能在當下再重新恢復全民皆兵的軍功爵制度,但以此爲綱要,賦予軍中將士一些地位與特權,並趁機改變軍中的上下級制度,還是極爲合理的。

盧志由此推出了勳爵制度。簡單來說,就是把軍人的職務與爵位區分開來,職務歸職務,軍功歸軍功。畢竟漢軍之中,有許多人是帶着兵馬加入劉羨麾下,然後劉羨再根據其領兵規模承認事實,賦予官職,但實際上,可能同

一級別的職務,軍功卻相差許多。

因此,盧志認爲可以借封賞的時機,推出一套切實計算軍功的制度,爲全軍將士授爵。

他主張以劉羨河東起兵爲起點開始計算功勳,將過往所參過的戰事,按照敵我雙方的人數規模,劃分爲大陣、上陣、中陣、下陣、小陣。然後如實記錄每一戰中諸將所起的作用,如統帥、斬將,奪旗、破陣、先登、謀策、監

軍等等,再評估這一戰最後的收穫,殲敵四成以上爲上獲,殲敵二成到四成爲中獲,殲敵二成以下爲下獲。

以此進行綜合評估,便可得出諸將在每一戰所得的戎勳。而計算得來的戎勳分爲三十六命,每有三命進一爵。再將諸將所得戎勳進行疊加,最後根據得到的總戎勳,給每一位將士授予爵位。

當今的南漢爵位分爲十二等,從下往上分別是勁卒、銳士、驍勇、元戎、騎督、庶長、參護、外侯、內侯、鄉侯、縣侯、郡公。

其中勁卒、銳士、驍勇爲士卒爵,不計入官品;元戎、騎督、庶長爲都尉,對應七到九品的官階;參護、外侯、內侯爲將校爵,對應四到六品的官階;鄉侯、縣侯、郡公爲督帥爵,對應一到三品的官階。

如此一來,整個南漢軍隊的將士功勳便一目瞭然了。然後根據爵位的不同,朝廷給予不同的優待。

一個剛剛應徵入伍的新兵,就自動獲得勁卒爵,朝廷記錄在案後,將對其授良田三十畝,其中有十畝田地免租稅,並且免一戶徭役。銳士則六十畝,免兩戶,驍勇則百畝(一頃),免三戶。

然後依次遞增,元戎加一倍,賜田二頃,免五戶,騎督則三頃,免七戶,庶長則四頃,免九戶。到參護再加一倍,賜田十頃,免十二戶,外侯則十五頃,免十五戶,內侯則二十頃,免十八戶。而鄉侯再加一倍,賜田三十頃,

免二十四戶,縣侯四十頃,免三十二戶,郡公五十頃,免四十戶。

當然,這只是最基本的特權。除此之外,勳爵還可以進行門蔭和抵過,即勳爵的子孫參軍入伍,可直接降五品授錄用,若是有勳爵者觸犯法律,只要不是謀反或者是草菅人命的大罪,允許用勳抵過消罪。

但與此同時,爲了杜絕像軍功的一樣出現爵位濫封的現象,劉羨規定,在子孫繼承勳爵時,爵位要減兩等。畢竟君子之澤,五世而斬。哪怕是一位郡公,若是子孫一直不思進取,在有如此多特權的前提下,仍想着喫祖宗的功

勞簿,做社稷的蛀蟲,五代之後也要降爲不入流的士卒。

根據這一制度和原則,劉羨在國內公佈了封賞名單。

第一批被封爲郡公的將領共有十人,名單如下:

徵北大將軍、豫州刺史李矩封巴西郡公;

太尉、揚州刺史、徵東將軍何攀封淮南郡公

司隸校尉、左將軍杜弢封湘南郡公;

益州都督、徵西將軍楊難敵封漢中郡公;

江州都督王敦封武昌郡公;

雍州刺史祖逖封滎陽郡公;

涼州刺史張軌封武威郡公;

徵西長史閻鼎封始平郡公;

秦州刺史賈疋封安定郡公;

建武將軍郭默封宜都郡公;

並追封劉沈爲北地郡公,來忠爲廣漢郡公。

不難看出,這其中有一半是名副其實,功勳卓著的元勳,有一半則是剛剛投靠稱臣的晉諸侯,但劉羨按他們反正帶來的軍隊與州郡折算成舊勳,安撫拉找他們,也算是大家默認的潛規則。只有一個人是例外,那就是郭默。

郭默從未擔任過一方統帥,甚至從未獨領一軍。但他作爲劉羨手下的第一鬥將,打滿了劉羨起兵以來的所有戰事,從河東到入蜀,從平蜀到南中,再到前年的東征江南,計算前後功勞,他竟然拿滿了戎勳三十六命,劉羨知道

這個結果後,一時哭笑不得,雖覺得郭默不是統帥之才,但爲了保持公正,也仍舊封他爲郡公。

封爲縣侯的將領又有二十二人,名單如下:

寧州刺史皇甫重封臨洮縣侯;

益州刺史劉琨封江陽縣侯;

湘州刺史郗鑑封臨湘縣侯;

交州都督郭誦封南野縣侯;

中壘將軍公孫躬封梁泉縣侯;

襄陽都督張光爲秭歸縣侯;

夏口都督諸葛延封武興縣侯;

護南蠻中郎將周玘爲陽尚縣侯;

樓船將軍杜弘爲龍川縣侯;

積射將軍毛寶爲資中縣侯;

安漢將軍魏浚封南鄭縣侯;

揚武將軍索綝封浣南縣侯;

五兵尚書李鳳封新野縣侯;

侍中劉璠封安陸縣侯;

徵北參軍王真封茶陵縣侯;

祕書監盧志封永安縣侯;

侍中範賁封江原縣侯;

翊軍將軍郭方封漢豐縣侯;

巴陵都督張啓封武陽縣侯;

江州軍司皇甫封彭澤縣侯;

羽林中郎將文碩封狄道縣侯;

永昌太守呂不韋縣侯;

並追封故寧州刺史李毅爲滇池縣侯,故中諸葛京爲襄陽縣侯。

相比於郡公名單中濃厚的政治意味,縣侯名單的封賞無疑要貨真價實許多。除去少部分帶着兵馬投靠且有一定政治聲望的人物外,基本都是有實打實戰功的人。許多跟隨劉羨已久的親信將領,如孟討、桓、傅暢等人,又比

如楊堅頭這等投靠來的外戚,就因爲戰功勳不夠,哪怕資歷很老,也未能獲封縣侯。

這裏面唯一能稱得上例外的只有永昌太守呂壽。他堅守在寧州最南端幾十載,幾乎不能得到朝廷的消息,仍然堅守在邊疆,將郡縣的賦稅封鎖府庫,等待朝廷來接收。劉羨甚是感動,認爲他對興復漢室雖沒有戰功,但論堅守

邊疆的苦功,實在是無人能比,所以破例將其提拔爲縣侯。

而對於盧志的爵位,盧志認爲自己並沒有切實的戰功,最多隻是負責後勤,去年東征之後,劉羨封他爲縣侯,他便想要推辭,此次就再次請辭。但劉羨以蕭何故事否決了,他對盧志道:“出徵荊湘、淮南,子道皆有定策之

功,怎能說無功呢?子道既然要主持變法改制,沒有爵位又怎麼服衆呢?以後還要多多仰仗子道啊!”於是仍舊封爵如故。

在縣侯之後,劉羨又封鄉侯四十八人,內外侯共二百二十八人,餘下低爵不予贅述。

可以明顯看出,在推出勳爵制度之後,軍官的職務與爵位徹底分離,軍中出現了一些爵位高而職務低,爵位低而職務高的混亂現象。但這種混亂只是一時的,長此以往,國家以後調兵遣將,便可以輕鬆許多,朝廷大可以調看

以往的戎勳來判斷將官是否合適,在地方上同樣也可以推崇武功,令將士極盡尊榮,不至懈怠。

而若僅從這一層次來看,庚午新制只是分利,並不會有盧志所言的種種麻煩。但勳爵制僅僅只是改制變法的先聲,劉羨以其爲引,在後續推出的一系列改制措施,方纔是構成庚午新制的正題。